鄂州推动涉法信访问题依法化解

但现今，党派对立已无比严重。

发达国家和后发国家按比较优势发展都可以创造最大的剩余，这是相同的。那你过度谈市场，也可能导致市场犯错。

到1980年代，主流看法又认为，后发国家要摆脱停滞与危机，必须采取休克疗法取消各种扭曲，迅速建立发达国家那样完善的市场体制，结果却是经济停顿、政治动荡。《英才》：这背后是不是收入分配的问题呢？林毅夫：我认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收入分配的问题。但更多领导人在瞎子摸象过程中，实际经济发展差了，他又要长期执政，怎么办？只能加强控制，结果经济就会更差。在接受《英才》记者专访时，林毅夫对此很是无奈：现在的人习惯用微博，看标题，然后对标题进行批判，好多标题并没有很好地总结我的思想。林毅夫：我的理论并不是建立在一个善人政府的基础上。

近日，我国经济学者林毅夫接受《英才》杂志记者专访，就人们所关心的投资、消费拉动经济的问题进行回应。因为总要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，他可能失败，别人就能避免同样的错误。但是，我们中国人心里想的是欧美，想的是从经济和制度上都赶上欧美，所以有不少中国人，内心深处其实是看不上印度的。

印度的种性制度，显然影响了民主制度和市场制度的运行绩效。实际上，人口问题还是考验制度能力的大事，因为过激的计划生育会损害人权，不计划生育也会损害人权。总之，印度也好，欧美也罢，问题还是在中国自己。结论很简单，那些内心深处不把印度当回事的中国人是有理由的，人口公地悲剧问题不解决，40年内印度赶超中国就是梦话。

3，经济发展的原因在人口问题之外，也有别的印度赶超论者，从其他方面去分析印度的优势。在中印对比时，人口因素会对印度赶超中国产生什么影响吗？从现在到2050年还有不到40年的时间，我们可以先来看看过去40年（1970年到2010年）的中印情况对比。

用考虑了通货膨胀及汇率因素的购买力平价计算时，中国现在的经济总量和人均产量还是2倍多于印度。按联合国的估计，印度的人口可能会在2030年前后，就超过中国而成为世界第一。另一些人则认为，如果权威主义被彻底否定，中国将不可避免地陷入民主之乱。结论很简单，中美经济总量比较时，中国的人口不是、也不会是什么负担。

中印之间是一个有趣的对比，政府执行力弱的印度存在运行绩效问题，政府执行力强的中国则存在公民权利问题。人口拥挤和人口爆炸是突发事件、社会危机、甚至是国际冲突的温床。道理很简单，浙江和江苏在制度背景上的强政府推动因素，是根本不能被抽象掉的，而强政府推动，恰恰是印度自下而上型发展的不足。印度经济的总体绩效差，正是因为政府的执行力是制度与文化决定的。

要害的地方是，40年来印度人口的增加，不仅没有使印度保持经济规模接近或大于中国，却反而是使印度经济在总量和人均上的落后都持续扩大。除非暴增的人口得到控制，否则的话，教育、医疗、食品、住宅、干净饮用水、保健卫生及清洁环境都无从谈起（见印媒称2045年印度人口难稳定，《环球网》，2011-01-12）。

4，问题在中国以上分析已经表明，如果中印两国的主要方面都大致保持目前的状况，未来40年印度赶超中国是完全不可能的。简单地说，一国的经济发展取决于该国的相对投入变动、相对优势变动和相对制度变动（见方绍伟：产权国家论下篇，《领导者》2010年10月号）。

依照上一节强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逻辑，我们确实可以结束一切中印对比的具体分析，确实可以结束一切关于印度经济如何不行的分析，从而把目光，仅仅放到中国政治经济危机的风险和后果上。我们中国人老说崇洋媚外，这个崇洋媚外也许包括东洋的日本经济，但决不可能包括印度经济，印度经济实在没有什么可媚之处。所谓暗的，就是经济学里讲的负外部性，它是一种无代价、附带性的资源损耗和资源拼抢。用考虑了通货膨胀的不变美元计算时，1970年代的中国经济规模小于印度，但到了2010年，中国经济还是3倍多于印度。关键之处是，过激的计划生育对人权的损害是明的，不计划生育对人权的损害则是暗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经济的更快发展还怎么可能？另外，在过去的40年里，印度经济的重心和比例，从有利于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的制造业，持续地转向了不利于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的服务业，印度的就业问题因此变得更加严重。

不过，印度的腐败也超过了中国。是啊，如果中国经济能赶上美国，印度经济为什么就不能赶上中国呢？可是，情绪和愿望是一回事，事实及可能性则完全是另一回事。

人口的量是个难题，太少了不行，太多了，就变成类似于污染的影响和干扰。分析至此，不管未来的结果是否完全相反，当下中国社会的狂飙状态（贪腐、败德、移民等等），似乎正在表明中国人对未来信心不足。

因此，中印两国的经济比较，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：第一，中国如何去平衡自己的相对投入变动、相对优势变动和相对制度变动，如何去平衡财产权利、社会效益和平等分配。而印度未来人口结构上的更大好处，面临的将是更大的人口总量压力。

很清楚，同样在改革开放，中国的经济总量和人均产量增长都大大优于印度。只是最近几年，中国的各种社会问题日趋严重，印度赶超中国的话题又开始升温了。中国的成人文盲率不超过一成，而印度的成人文盲率大约是三分之一。民主的印度之所以还那么腐败，那仅仅是因为，文化规则决定了制度的运行。

如果中国自己先乱，那么印度随时都可能超过中国。而且，即便是考虑了通货膨胀及汇率因素之后，情况也是如此。

即便认为中国的腐败与印度的一样糟，中国在基础设施、侨资外资、高储蓄率、教育水平、政府推动等方面却优于印度。中国和印度的经济起飞几乎是同时发生的。

在过去的40年里，中国之所以能扩大对印度的经济优势，根本的原因就在于，中国在法治和市场竞争上的单项劣势，被这个三大相对变动上的总体优势所超过，而强政府推动的因素，碰巧也反映了中印两国在政治文化传统上的差别。按照印度联合健康部的说法，2045年印度人口稳定在14.5亿的目标已经无望，现在只能争取在2060年将人口稳定在16.5亿左右。

就像空气污染，排污时无代价，污染本身是生产或消费的附带行为，可结果损害的是别人的生活环境。最近又有西方经济机构预测，在2030年左右中国的经济规模超过美国后，印度的经济规模可能在2050年赶上中国而成为世界第一。但关键的问题是，如果印度的上述优势，能够如黄亚生所说的那样使印度实现赶超，那么，在过去的20年里，这种赶超效应为什么偏偏没有发生呢？在黄亚生2003年文章之后的近10年里，这种赶超效应为什么也没有发生呢？而且，为什么实际的结果偏偏是印度的落后还在持续扩大呢？黄亚生还认为，中国是自上而下型发展，印度是自下而上型发展。就是说，40年内，中国从经济总量1倍多于印度，发展到3倍多于印度。

1990年代初，中国加快了市场化步伐，印度也启动了自己的改革开放。由于低生育率、人口老年化和个人权利问题日益突出，中国的人口计划生育是到了适当放松的时候了，但是，印度的人口公地悲剧却仍是一个爆炸性的问题。

所以，问题根本不在于依靠外资还是依靠内资，问题在于对经济发展原因的总体理解。人多时，一方面当然是人力资源丰富，可另一面，却是（产生了）就业有没有着落这个更大的问题。

因为，过去的40年里，从人口增加速度比中国更快上，印度也一直在获得人口结构年轻化的好处，可这个好处并没有使印度变得更好，反而使印度相对变得更坏。1970年代末，中国开始改革的时候，印度也着手改变自己的计划经济模式。